首个农民幸福指数报告出炉:务工者低于务农者

今天,华中师范大学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政治能力指数”,经过数据测算,全国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为0.5867,表明我国整体农民政治能力处于中等水平。
该研究从政治知识…

首个农民幸福指数报告出炉:务工者低于务农者。近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,经过数据的测算,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,幸福指数为0.5578(1为满值),属于中等水平。值得关注的…
近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,经过数据的测算,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,幸福指数为0.5578(1为满值),属于中等水平。值得关注的是,研究还显示,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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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师大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
近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,经过数据的测算,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…

今天,华中师范大学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政治能力指数”,经过数据测算,全国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为0.5867,表明我国整体农民政治能力处于中等水平。

调查把样本农民的职业分成务农、务工、做生意、教师及其他五类,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,务工、教师及其他职业农民的幸福指数十分接近,而做生意农民的幸福指数居中。

内容摘要:华中师大农村研究院报告显示,我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.5578,属于中等水平;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,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。近日,华中师大农村研究院发布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-社会文化卷》,涉及农民的医疗、社会养老各方面,还发布了我国首个

首个农民幸福指数报告出炉:务工者低于务农者。华中师大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

该研究从政治知识、政治观念、政治态度、政治评价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,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反应政治能力高低的36个主观客观指标进行了量化分析。

首个农民幸福指数报告出炉:务工者低于务农者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认为,这源于务农农民主观上的幸福感,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。

华中师大农村研究院报告显示,我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.5578,属于中等水平;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,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。

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

研究显示,中年男性农民的政治能力比较突出。从性别来看,男性农民政治能力指数高于女性农民,从年龄阶段来看,30岁以下、50至60岁农民达到最高。

邓大才分析,民工潮之初,进城务工的农民告别了土地,开始在城市的全新生活,经济收入改善明显。但是近年来,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在外闯荡,眼界开阔,需求自然增加,在城市的相对落差变得明显,收入较低、工作环境差、工作强度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一一凸显其“过客”身份;而此时,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,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,大量的惠农政策相继出台,务农农民的幸福感自然不断增强,“一增一减之间,折射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”。

近日,华中师大农村研究院发布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-社会文化卷》,涉及农民的医疗、社会养老各方面,还发布了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。

近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“农民幸福指数”,经过数据的测算,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,幸福指数为0.5578,属于中等水平。值得关注的是,研究还显示,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。

高学历高收入农民的政治能力高于低学历低收入农民。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,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不断上升,且上升的趋势比较明显;与此类似,政治能力指数也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。该研究认为,这体现出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农民属于村内的精英,关注时事政治,有着明确的参与意识,也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。

调查还显示,在农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,“和村干部能平等对话,自己的意见在村里更有分量”成为当下农民新的诉求。湖北广水市一个村的村民对调研人员说:“村里的事务从未公开过,连村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、上任后分管什么工作,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幸福吗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。在中国,农民的幸福是最大的基数,没有农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中国国民的幸福。那么,现阶段,农民的幸福感如何呢?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“百村观察”项目,围绕农民客观的生活条件与主观的生活感受进行了问卷调查,经过数据的测算,我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.5578,属于中等水平。

调查把样本农民的职业分成务农、务工、做生意、教师及其他五类,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,务工、教师及其他职业农民的幸福指数十分接近,而做生意农民的幸福指数居中。

研究还显示,从身份来看,作为农村管理者的政治能力指数最高,其次是乡村教师、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,最后的务农农民。

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,部分村干部认为,他们为村里干了实事,却还是受到村民的抱怨,是典型的“拿起筷子吃饭,放下筷子骂娘”。“他们不知,改革开放多年来,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了,权利意识开始觉醒,希望在村里说得上话,说的话管用”。徐勇说。

该项调查包括30项指标,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3项分别是:环境卫生、生活便利、社会平等。与之相应的是,收入状况作为传统观念里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,此次排位相对靠后。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改善环境的急切愿望,有的还将其转化成动力和实际行动。

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认为,这源于务农农民主观上的幸福感,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。

该研究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“百村观察”平台,涉及全国31个省200多个村,数据来源于连续几年的跟踪调查。

该报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“百村观察”平台,涉及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200多个村,调查了3648位农民,数据来源于连续4年的跟踪调查。

调查发现,东部农民幸福指数高于中西部农民;中年农民的幸福指数低于青年和老年农民。令人意外的是,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。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,务工、教师及其他职业农民的幸福指数十分接近,处于最低,而做生意农民的幸福指数居中。

邓大才分析,民工潮之初,进城务工的农民告别了土地,开始在城市的全新生活,经济收入改善明显。但是近年来,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在外闯荡,眼界开阔,需求自然增加,在城市的相对落差变得明显,收入较低、工作环境差、工作强度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一一凸显其“过客”身份;而此时,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,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,大量的惠农政策相继出台,务农农民的幸福感自然不断增强,“一增一减之间,折射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”。

“农民政治能力指数”源自今天对外发布的《中国农民政治发展状况报告》,报告指出,制约农村法治建设有四大瓶颈:法治体系不完善,面临“无法可依”困境;法治运行不规范,存在“执法不公”问题;法治服务不到位,导致“有法难用”困局;法治基础薄弱,面临“有法不用”难题。

该项调查涵盖经济状况、健康状况、生活状况、社会环境、幸福信心等方面,包括30项指标,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3项分别是:环境卫生、生活便利、社会平等。而作为传统观念里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——收入状况,在此次调查中排位相对靠后。

一般而言,做生意、教师等职业农民的收入、社会地位等整体要高出务农农民,他们的幸福指数也应该比务农农民要高,然而事实恰恰相反,这源于务农农民主观上的幸福感,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满足。

调查还显示,在农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,“和村干部能平等对话,自己的意见在村里更有分量”成为当下农民新的诉求。湖北广水市一个村的村民对调研人员说:“村里的事务从未公开过,连村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、上任后分管什么工作,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
调查还发现,从区域来看,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农民幸福指数依次递减。

对此,华师农村研究院负责人分析,过去看农民主要看收入,他们吃饱饭就满足了。而现在除了收入外,我国的农民生活需求更丰富,他们关注的还包括社会公平在内的社会各方面。务工农民因为在外闯荡,眼界开阔,需求自然增加,但现在又一时难以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,幸福指数自然就会下降。而务农农民尽管收入低,但他们基本上是安于现状,没有过多的需求,幸福指数反而高于收入高的务工农民。

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,部分村干部认为,他们为村里干了实事,却还是受到村民的抱怨,是典型的“拿起筷子吃饭,放下筷子骂娘”。“他们不知,改革开放多年来,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了,权利意识开始觉醒,希望在村里说得上话,说的话管用”。徐勇说。

这次对农民幸福指数的报告,涉及全国31个省200多个村,调查了3648个农民。

该报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“百村观察”平台,涉及全国31个省200多个村,调查了3648位农民,数据来源于连续4年的跟踪调查。

根据2013年联合国大会发布的世界幸福度报告,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低于此次公布的中国农民幸福指数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认为,随着农村民生事业的发展,农民在医疗、教育等方面得到了改善,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,这些都为农民幸福奠定了基础,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幸福生活有自己的认识,这在幸福指数上便体现为农民幸福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该项调查涵盖经济状况、健康状况、生活状况、社会环境、幸福信心等方面,包括30项指标,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3项分别是:环境卫生、生活便利、社会平等。而作为传统观念里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——收入状况,在此次调查中排位相对靠后。

调查还发现,从区域来看,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农民幸福指数依次递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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